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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利连续三年撰写反腐败“打老虎”案例报告
发布者:admin     浏览次数:1164     发布时间:2019/11/22
日前,曾经撰写《中国反腐败报告》的企业及企业家法律风险与防范独立研究室独立研究员王荣利,终于完成了《2015年度中国惩治高官腐败案例分析报告》。这是王荣利自2013年度以来,连续第三年撰写完成《中国惩治高官腐败案例分析报告》,同时也称为“反腐败‘打老虎’案例报告”。



2015年度反腐败“打老虎”仍处于高压态势,力度丝毫未减



据王荣利收集统计,2015年度新查处的经媒体公开报道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包括少数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副职官员在内)共36人。相比2014年度的39人稍有减少,但比2013年度的20人仍有大幅增加。另外,2015年度,媒体还公开报道了往年落马的副省部级高官48人被纪律处分或者司法审判的情况。

除此之外,2015年度中国军方首次分几批公开了军队查处副军级以上将领的情况,总计共约49人。

新查处的36名高官,涉及国务院两个部、6个直属机关、7家央企和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其余19人共涉及到1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36名高官除郭伯雄以外,其他35人均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女性有一人,其余均为男性。36人中大约有28人最后文凭都在研究生以上,只有马建、仇和、廖永远、肖天、吕锡文等数名原始学历为大学本科的没什么变化。36位高官的最初出身,有工人、知青、战士、大学生、警察等等,他们都是时代的宠儿,恰遇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很多人可以说“少年得志”,平均不到40岁就晋升到副厅局级的领导岗位,平均51岁多点升职副省部级。落马时在职的31位高官,平均年龄约为57.1岁。这些人,约有18人除了担任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之外,还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乃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等职务。

2015年度,中央对于查处的腐败高官非常及时地予以了纪律处分。当年的查处的36名高官,就有22名在本年度内给予了纪律处分。其中6人明确有“与他人通奸”的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20人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在给予纪律处分的21名往年查处的高官中,明确8人有“与他人通奸”的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9名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015年度,除徐才厚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因病死亡外,有22位被起诉至法院或者经法院判决获刑的前高官。这些前高官涉及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数额平均达2712.5万元,这且未计算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在内。其中至少有14人是多人或者多家单位、经过多年聚敛钱财才得到这么多财产。还有许多人是利用职务便利,家属、亲戚或者特殊关系人参与了违法犯罪活动。

16位被判处刑罚的,除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以外,其他人均被判处11年至20年的有期徒刑,平均为有期徒刑14.2年。

王荣利说,2015年度对各落马高官的“组织调查”速度明显加快,也更加标准化。许多当年“接受组织调查”的高官,当年内甚至几个月内就给出了调查结论,进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及违法的,及时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王荣利介绍说,2015年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36位比2014年的39位看起来少3位,但是2015年公开的查处军队副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明显上升很多,加之往年积累下来的部分仍在继续查处的副省部级高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可以说中纪委的工作是“蛮拼的”。这些事实说明,2015年度反腐败“打老虎”仍处于高压态势,力度丝毫未减。那些寄望于几年后就“恢复原样”照常吃吃喝喝地人,恐怕非常失望,那样的“好日子”恐怕一去不复返了。用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致辞的讲话中所说,“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反腐败斗争将永远在路上!



2015年度中国惩治腐败高官案例得给人们许多启示



王荣利认为,2015年度中国在惩治腐败高官方面的深入进行,带给人们的启示有如下几点:

1.反腐败应当不断深入进行下去,不应当有“胜利之日”;

2.强军目标,应当从反腐败开始;

3.国企腐败,决不可等闲视之;

4.惩治腐败犯罪不只是纪委的责任,司法机关更应负起责任来;

5.深入认识腐败贿金的危害性,司法机关应对于贿金的处理作出明确规定;

6.要正确认识腐败高官的量刑普遍从轻或减轻的情况;

7.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十八大后“收手”还是“不收手”的确很重要;

8.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会有所反弹。

对于上述几点,王荣利均有他自己的明确看法。比如第四点启示,王荣利认为,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腐败高官的程序来看,往往是首先“接受组织调查”,然后予以党纪、政纪处分,进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这样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接受组织调查”,是惩治腐败高官犯罪的必然程序一样。王荣利说,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惩治任何犯罪,本来都没有“接受组织调查”的程序。惩治腐败犯罪,也是由司法机关直接受理,然后按法定程序进入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程序。目前这种先“接受组织调查”,然后“移交司法机关”的这种特别的方式和程序,是当前形势下迫不得已的一种临时措施。如果司法机关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切实地负起责任来,那么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又如第五点启示,王荣利认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来说,接受的贿金就如同“定时炸弹”一样会把自己引爆。因此对于行贿者来说,贿金一旦拿出来甚至只要说出来,就涉嫌行贿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对贿金那么轻描淡写的对待只要不收或者退还了就行了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对于党政官员明示或暗示要行贿的话,党政官员就要立即报警,行贿的财物也要立即扣押,决不能让行贿者再拿回去……

总之,王荣利以一个法律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惩治腐败的案例,的确给人极大的启发和思考。



连续三年撰写反腐败“打老虎”案例报告,作者仍痴心不改



现年五十岁的王荣利关注反腐败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还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王荣利作为“八十年代新一辈”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充满着极大的关心与关注。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三十多年他一直痴心不改,始终关心、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早在上个世纪末期,他曾完成了一部《为改革策划》的书稿,但是一直未能出版。本世纪初期,他又完成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书稿,仍然一直未能出版。直到2008年他根据收集的四五百例反腐败案例重新统计、归纳、总结并写作的一部新的研究性的《中国反腐败报告》终于被媒体报道出来,他才为外界所认识,并被媒体称为“中国民间反腐败第一人”。到后来,他在病中又首次收集二百多例案例撰写了《2010年度中国惩治腐败案例报告》,并希望能够每年坚持下来。然而此后,他致力于研究中国企业家犯罪问题,精力有所不计,只好放了下来。但是到了2013年,反腐败“打老虎”又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于是从这一年度起,他收集了媒体所报道的几乎所有的反腐败“打老虎”的案例材料,在年终完成该年度的《中国惩治高官腐败案例分析报告》,并且连续不间断地坚持了三年。

至今,王荣利已相对完整地收集并总结了建国后至今的上千例反腐败的案例资料,总计有上千万字的材料,前后撰写了六部《反腐败报告》,约五十万字的作品,在反腐败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虽然作为“体制外”人,王荣利的成就并未获得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但是,作为一名痴心不改的“八十年代新一辈”,王荣利说官方认可不认可已无所谓,他自己还是乐意于关心、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还将继续的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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